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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國新時代畜牧業現代化的思考

發布時間:2021-09-03 14:08    作者:何明均    來源:中國畜牧業    查看:
   世界畜牧業的現代化伴隨著世界工業革命興起和升級迭代而發展,經歷了“起步—破壞—升級迭代—成熟”漫長而復雜的過程,逐漸形成了草地畜牧業的“澳新模式”,工廠化畜牧業的“北美大農場模式”和“歐洲中小農場模式”,代表著當今世界畜牧業的最高水平。我國畜牧業從傳統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也恰如我國工業革命和現代化進程一樣,發展速度“驚人”,但畢竟起步晚(較之我國工業更晚)、基礎差、經驗少,與當今世界先進水平仍有很大差距??傮w來說,我國的現代畜牧業目前還處在大而不強的迭代升級階段,任重而道遠。

 ?新的歷史時期,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時代賦予“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和“鄉村振興”之“產業興旺”等歷史使命,對畜牧業現代化發展提出了更高更嚴的要求,國務院就此頒發了《關于促進畜牧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國辦發【2020】31號)。故,探索符合現代畜牧業發展規律,以及符合我國自然資源稟賦條件、社會經濟特征的現代畜牧業發展道路即現代畜牧業的“中國模式”,十分必要。

 ?一、我國現代畜牧業的發展環境

 ?隨著社會和行業的不斷發展和進步,為我國畜牧業的現代化發展和迭代升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法規政策不斷完善、科技力量不斷增強、社會認同度和參與度越來越高、資本來源越來越充足,推動了我國畜牧業水平和養殖規模不斷攀升,豬、蛋雞、羊、兔等養殖規模長期穩居世界第一,高者如豬甚至高達50%以上。但按照現代畜牧業發展的內涵要求,對比當今世界先進水平,不難發現我國畜牧業在產業鏈發展、社會化服務、科技水平、法制建設等諸多方面還有很多不足,我國畜牧業的現代化發展還面臨著諸多挑戰,這些挑戰在新的歷史背景下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可用自然資源受限。我國可用自然資源中,草地近4億公頃,占國土面積41.7%;可耕地1.3億公頃即19.5億畝(其中基本農田18億畝),占13.5%,人均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3;林地面積1.6億公頃左右,占16.6%,人均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5。由此可見,可用于我國畜牧業發展的最大資源是草地,但其中有1/3退化、沙化;可用耕地至多只有1.5億畝可以利用;而林地幾乎沒有能利用的余地。因此,留給我國畜牧業發展的自然資源(以下簡稱“畜用資源”)十分有限。

 ?2、環境保護與公共安全壓力巨大。正因為畜用資源十分有限,我國養殖密度過大,特別是生豬養殖的密度十分驚人,又以整個南方地區為甚,以至于可以用“全世界一半的豬養在中國一半的土地上”來概括現狀,環境保護的壓力不言而喻,由此引發的動物疫情也令人堪憂。與此同時,由于我國畜牧產業還沒有真正實現布局的區域化,畜產品特別是活畜禽流通十分頻繁,由此引發的動物疫情、食品安全等問題相當突出。因此,環境和公共安全面臨著壓力巨大。

  3、優質種質資源制約。我國地大物博,畜牧業的種質資源原本十分豐富,但因保護不力、開發利用不足、育種滯后等原因,導致一些優質種質資源流失或消失,符合現代畜牧業集約化生產要求的自有種源嚴重缺乏,行業迭代升級面臨著缺“芯”少種的局面。我國養殖業,特別是豬、牛、蛋雞等長期以來都依賴引種發展,不僅浪費國家大量的外匯,而且導致我國動物疫情頻發、多發。

  4、動物性食品消費變化的影響。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人們對動物性食品的消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是對品質的要求越來越高,二是對品類的需求不斷多樣化。

  品質方面,時有發生的動物性食品安全事故,致使人民對我國肉蛋奶等動物性食品的消費信心不足,即使在動物性食品安全質量顯著改善的今天,人們對飼料養殖的動物性食品仍心存不少疑慮。

 ?品類方面,隨著對美好生活的不斷追求,人民群眾的膳食結構、消費習慣也不斷變化,尤其是90、00代逐漸成為重要的消費者后,豬肉、鮮銷肉品的消費比重不斷下降,牛羊等其他畜禽動物性食品、加工成型的動物性食品的比重不斷上升,對我國現有的畜種結構提出新的挑戰,也對高品質的動物性食品加工業提出了要求。

??5、資本與科技融合不足。大資本進入我國現代畜牧業,促進了行業的升級迭代,但也出現了追求短期經濟效益、盲目爭取國家扶持資金等投機現象甚至違規違法行為,妨礙了行業持續、健康發展。近10多年來及最近大起大落的“豬周期”現象,背后的諸多因素中,資本對行業的重大影響是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行情看漲,資本蜂擁而上,忽視養殖的基本規律和技術要求;行情下跌時,資金緊縮,養殖必需的物資條件有時又得不到充分保證,科技的作用難以得到充分發揮,資本與科技很難有機融合。

  6、國家博弈的沖擊。新冠肺炎疫情、中華民族復興、西方現代文明衰落等深刻影響著當今世界,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國家不遺余力地阻礙我國發展成為一種“新常態”,這也對我國畜牧業的現代化發展帶來沖擊。這些國家完全有可能通過貿易保護、科技壁壘,乃至破壞等激烈方式阻礙我國畜牧業的現代化進程。當下畜牧生產原料上漲、養殖成本飆升就是例證。

 ?二、我國現代畜牧業發展的基本思路

  基于上述原因,我國現代畜牧業的發展必須立足自身,堅持“融合性發展、集約化生產、市場化經營和現代化管理”的發展思路。

 ?1、融合性發展。農牧業要健康持續、健康發展,歸根到底要實現良性的“三物循環”,脫離良性的微生物環境和健康的種植業發展,現代畜牧業也無良性發展的根基,生態循環的種養結合等綠色生態模式才是現代畜牧業發展的根本出路,必須融合各種關聯要素。2005年,國家正式出臺了“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政策,為產業的融合性發展提供了政策支持,也促進了行業近些年來的高效發展,應當進一步深化和優化,推動行業又好又快地走向融合性、生態化發展道路。

 ?2、集約化生產。受畜用資源制約,我國畜牧業發展只能走“環境綠色友好、資源利用高效”的發展道路,也就是必須走有條件(約束條件)的集中(規?;?發展路子。這就要求按自然資源稟賦條件和環境保護要求合理布局畜種結構和養殖規模,杜絕盲目發展。

 ?3、市場化經營和現代化管理。集約化生產經營,企業是主導。行業的高效、健康運行,必須借鑒和運用現代化企業管理的相關制度,堅持市場為導向,以市場需求引導行業發展,特別是要用現代食品觀引領動物性食品的生產、加工、儲運、銷售等發展方向,以此規避行業的市場風險。

  三、現代畜牧業“中國模式”的初步構思

??遵照現代畜牧業布局區域化、養殖集約化、品種優良化、經營產業化、服務社會化等核心要求,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對現代畜牧業“中國模式”的基本框架做如下初步構思。

 ?1、食品導向優化畜種結構和養殖模式。政府或行業主導建立健全動物性食品消費大數據,密切追蹤人們膳食結構的變化,變“養什么吃什么”為“吃什么養什么”,健全大宗畜產品預警機制,設立如豬、雞等容易產能過剩畜種的養殖規模紅線,不斷優化我國的畜種結構,最終形成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畜種結構模式。就當下人們膳食結構變化的基本態勢而言,我國畜種結構應從“豬主導”向“豬牛主導”轉變。

??安全和營養是食品的關鍵要素,風味是人們對食品的更高要求,或者說是我國人民對食品的獨特要求,由此構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食品“三要素”。目前所使用的外來品種和現代養殖技術能充分保證動物性食品的安全和營養,但很難保證其風味。而我國特有的畜禽地方品種和諸如放養等傳統養殖技術恰恰能彌補現代化養殖的不足,應當加以重視和引導。我們應當在畜禽品種、飼養技術、養殖方式等方面探索和逐步形成符合我國食品觀的養殖模式和技術標準。

  2、做實約束條件,堅守綠色發展。無論是代表當今世界先進畜牧業的“澳新模式”的草地畜牧業(以下簡稱草),還是“歐美模式”的工廠化畜牧業(以下簡稱工),可用土(草)地、環境保護、技術、資本都是現代畜牧業必須全面做實的約束條件。

  可用土(草)地是前置約束條件,環境保護是持續發展的核心約束條件。因此,我國畜牧業發展必須堅持“宜草則草,宜工則工”的原則不動搖,堅定杜絕浪費資源、破壞環境的短視行為。根據我國可用土(草)地分布情況,我國應當形成“南豬北?!钡牧夹园l展局面,各地也應當按此原則進行科學規劃、合理布局。

  資本和技術雖然相對容易導入,但資本只有和技術高度融合才能保證畜牧業健康發展,才能避免資本的炒作和投機行為。其二者不可分割,當建立健全如養殖規模與關鍵專業人才比之類的約束機制。

  3、實行產業鏈區域性監管,確保公共安全。畜牧產業鏈的生產、加工、流通、中介等各個環節都關系到食品安全、人畜共患病等公共安全問題,需健全安全防范制度和監管機制。產業鏈的這些環節中,流通環節監管難度最大,也是目前問題最多的環節(ASF流行期間尤為突出),其根源就在于其流動性,因此要控制或杜絕其安全隱患,就必須控制各環節的流通量和流通距離,特別是活畜禽的流通,產業鏈布局區域化和實行區域性監管自治勢在必行。畜牧產業鏈的區域劃分應根據同一畜種的養殖規模和地域范圍劃分,可以突破現有行政區域范圍建立聯動機制,以滿足監管區域內產業鏈良性閉環運行條件即可行。中南六省、西南六省先后建立的ASF聯防機制就是一種有益的嘗試,應當深化和完善。

  國辦發【2020】31號文件中明確規定了各類動物性食品的自給率,界定了動物性食品供給的“國家安全”地位,其“供給安全”也就歸屬為公共安全范疇。在產業鏈區域性監管過程中,要兼顧各類公共安全,避免忽視“供給安全”。因此,應當建立如ASF之類重大疫情的公共安全應急管控機制,并明確規定:在保證食品安全、動物疫情和人畜共患病科學管控的情況下,允許合格畜產品一定區域范圍內流通或就近收儲,以此規避因無法合理合規流通而造成的生產銳減或中斷、供給嚴重短缺等重大風險。

  4、重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組織體系。田間到餐桌,關聯社會需求、養殖環境、畜種結構、養殖規模等決策性環節,關聯生產、加工、儲運、銷售等運行性環節,需要在畜產品安全保證、技術支撐、信息收集運用、法制保障等方面構建政府決策、行業聯動互助、企業生產經營、社會服務與監督等完善的社會組織和運行機制。過往和現有的很多民間社會組織,如農民合作社、龍頭企業牽頭的協會,常常因為社會責任不明確、利益分配得不到充分保證、監管約束乏力等原因,很難履行上傳下達、指導帶動、互助共進等職責,需要重新構建。根據我國國情,應當建立起“官方機構—半官方機構—企業主導的行業協會—一線互助組織”之類的社會組織體系,尤其是要加強承上啟下的半官方機構建設,明確界定各類社會組織的社會職責、效益分配制度、聯動機制、問責制度等,真正做到信息上下暢通、產業鏈聯動互動、效益共榮共享等。

 ?5、鍛造現代畜牧業的“中國芯”。充分發揮我國的制度優勢,由政府牽頭掛帥,集中企業和社會各方力量,全力推動符合現代養殖和動物性食品要求的“中國系”優良畜禽品種的選育工作,力爭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突破1~2個品種,并在全國推廣應用,逐步鍛造我國畜牧業的核心競爭力?!度珖i遺傳改良計劃》(2021—2035)的執行,就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6、完善法制建設。緊緊圍繞食品安全、環境保護、綠色發展、產業鏈等各個環節,包括動物福利,加快法律法規制度完善,豐富執法手段,加大執法力度,建立健全行業準入機制和退出機制,確保行業健康、高效、持續發展。

 ?中華文明的基本底色是農耕文明,我國農牧業的發展與進步一直與中華文明不斷豐富相伴而行,其現代化也從中攝取了智慧源泉和創新動能,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世界未來的現代化畜牧業應當也必然有中國創造,即“中國模式”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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